本文原载于《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年第7期
文题中的8个大字是于老师从医近70年以来的座右铭与真实写照，在年农历2月2日龙抬头之日，先生迎来了快乐、美满的90岁寿辰。作为第一位在于老师名下读研究生的开门弟子的笔者，忆往念今，对以于老师为代表的呼吸学科那一代老前辈们充满崇敬之情，特以此文来表达敬意，与读者分享。他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在于老师70寿辰时我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文中评价了于老师那一代老知识分子们的曲折人生与百折不挠的精神。年轻一些的读者可能并不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政治斗争此起彼伏，从来就没有安稳消停过。而每次运动只要一开始，往往就把知识分子们作为批判对象推到最前线，如反对只专不红、拔白旗、反右斗争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其中最为惨痛的，也是笔者有幸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的就是反右与文化大革命。在这2次浩劫中，我国的科学事业与科技人才遭受了灭顶之灾，受到了彻底摧毁与破坏。而于老师那一代知识分子们正是在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与特殊环境下造就出的一批特殊人才。他们历经艰辛与磨难却百折不挠，大多数遭受过不公平待遇，不少人蒙受不白之冤，也有人因受诬陷、迫害而过早离开人间。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选择了以德报怨、无怨无悔、热爱祖国，献身于自己所从事事业的赤子之心从来就没动摇过！无论是住牛棚还是被强迫劳动改造之时，只要还有一点机会，只要还有一息尚存，总不忘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与这些生不逢时的老前辈相比，我们不能不说是太幸运了，现今人们完全可尽其所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切有利于科学、有利于医学进步的努力都会受到鼓励与支持，而不是阻挠与干扰，剩下的只有你想不想干、能不能干的问题了。我们应十分珍惜这一大好时光，不要虚度年华。
据我所知，于老师在反右斗争中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文化大革命中也幸运地免受了皮肉之苦。在那种严酷的条件下，他并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仍不忘帮助别人。潘绍周教授是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我国著名心血管病学家，是于老师冒生命之危帮助过的众多人中的一个。当时于老师不顾个人安危，暗中通知潘教授外出躲避，表现了于老师舍身为友的精神。
回忆那时代如此大义凛然、舍身为友的人际关系，实在令人羡慕，与此高尚的人际关系相对照，我等晚辈千万不能只为了一丝己利就轻易作出不利于朋友、不利于同事之勾当。我总觉得对于以潘绍周、于润江及罗慰慈为代表的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们，即使我们用尽世上一切赞美之词来赞扬都不为过，他们才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最可爱的人！
医学大家，现代呼吸学科开拓者之一于老师是年中国医科大学第38期毕业生(笔者是55期，相差17年整)，留校进入内科教研室，师从于著名内科学专家吴执中教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创先开展了尘肺的研究，此后他又亲自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呼吸内科学重点学科，组建了第一个呼吸疾病研究所，是第一批被批准为呼吸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单位与导师。笔者认为，仅凭以上数语就能奠定于老师作为我国现代呼吸学科重要开拓者之一的地位。
年十年乱动刚刚结束，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因多年知识禁闭，信息交流中断，国内急需各类教材、参考书，更需了解国外同行过去十年来取得的进展。于润江、侯显明及谭朴泉3位老师，连续1年每天十余小时扎身于图书馆，收集国内外信息，研究呼吸学科动态。终于在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由3人主编的《内科讲座·呼吸分册》，成为当时呼吸学科临床最有价值的中文参考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也被许多医学院校选定为呼吸学科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该讲座在国内第一次较系统地讲述了成人呼吸衰竭综合征、小气道病及弥漫性泛细支气管炎等当时国人尚陌生的新概念。20世纪90年代初于老师又主编了《新编肺科临床手册》及《中国内科专家经验文集》等专著，他也是读者熟悉的《中国实用内科杂志》创始人之一，并连任了4届总编辑。
于老师对中日呼吸病学交流作出的贡献也是众人皆知的。已故原中国医科大学任国祥副校长是一位卓越的医学教育家，他充分发挥了当时中国医科大学日语师资的优势，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日语医学班，学制6年，入学第一年专攻日语，次年起采用日文教材，日语授课。由于后来文革的干扰，最早的日语医学班只办了1期，几经曲折才毕业了20余名学生，但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就连学俄语的笔者，留校后拜日文班师兄为师，自学日语也考取了第一批公派赴日留学生。而于老师是当时医学日语教学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他不仅亲自给同学上课，还办起了中青年教师日语培训班，为日语教学培养后备人才。日本京都大学泉孝英教授称赞于老师的日语时曾说到于先生的日语与日本人别无二致，很了不起，令人佩服。应我日本老师东北大学已故滝岛任教授之邀，于老师曾代替他在东北大学为医学本科生讲授了一节呼吸衰竭。因与滝岛教授同是我老师的因缘，再加上2位老师在各自国家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老师与滝岛教授牵头，笔者为桥梁，先后成功地举办了3届中日呼吸病研究会，其中以在北京昆仑饭店召开的第一届影响最大，也是当时很难见到的国际学术盛会。
如今于老师名下学生曾到日本留学者已数不胜数，他们仍活跃在临床与科研一线，并延续了与日本同道的交流与合作。
丰富多彩的多面人生于老师乍看上去除器宇轩昂外，也有些威严，会有令人不好接近的感觉，但只要接触时间长了，你就会了解到他的博大胸怀，爱憎分明，待人以诚，待人以真，有时也会偶尔露出温文尔雅的一面。
大学时代的于老师家境殷实，祖父是自学成才的著名中医，父亲则是从西装店学徒起步，发展到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西装店的经营者。于老师的兄弟姐妹们也都是很有造诣的知识分子，有著名的药学研究所所长，也有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更多的则是从事教育的教授和高级教师。
于老师身材高大，腰板笔直，眼神中流露出坚定与睿智，交谈时反应迅速，思路敏捷，总之一句话，一眼望去就像个肯定能治好病的了不起的大大夫。著名戏剧家、也是于老师的朋友，已故的李默然先生在中国医科大学住院期间就曾偷偷地在于老师身后模仿他走路，此举也可能是他为了扮演医学大师之需时的功课积累吧。
于老师除专业造诣外，其他方面的兴趣与爱好也十分广泛。用我师弟、于老师的继任者康健教授幽默的语言来描述则是：既是品尝、评论美味的专家，又是足球、篮球比赛的场外指导，也是股市、汇市的预测高手，更是一位十分有品位的音乐、艺术鉴赏家。学生时代的于老师夏天踢足球、冬天打冰球，同时还是学生乐队的萨克斯手。我也曾经多次有机会听到过于老师用正宗日语演唱的日本流行歌曲，声音宏亮、音准精确、悠扬悦耳，可与专业歌手相媲美。
临床医学基本上属于经验科学，也与社会学、人际关系，甚至于艺术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能正是因眼界开阔、博览群书、爱好广泛、善于交往、富有人情味与同情心，才造就了于老师这样的医学大家。
我与于润江老师大学读书时就久闻于老师的大名，但很少接触，更没有任何交往。毕业留校后在内科教研室做助教，才有机会在于老师等亲自指导下工作，承蒙身传言教。当时中医院管理体制相似，行政上只有大内科与内科教研室，并不分专科。再加上文革的干扰还没有消失，专科划分与职称评定都处于停止状态，不过年长一些的老师们都有明确的专科分工。年恢复了研究生教学制度，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呼吸专业与指导老师于润江。当时报考研究生竞争之激烈，绝非现今可以想像的。少数毕业留校者欲借读研究生进一步深造，更多分到基层的同学们则想通过考取研究生来改变学习工作条件，弥补文革间造成的损失。在于老师名下报考者竟有60余人，考生数是中国医科大学报考同一导师之最，而计划录取者只有1人。我以高出第2名平均分十余分的成绩被录取。
于老师对我帮助最大的，当属我在年考取第一批公费赴日留学后帮我挑选学校与导师。凭着于老师对日语的精通与对国际呼吸学界动态的深入掌握，他十分坚决地帮我将东北大学医学部与导师滝岛任作为我赴日本留学的第一志愿。滝岛任先生当时是日本呼吸学界最年轻的教授，曾从师于美国哈佛大学的Mead教授，他在呼吸生理与临床肺功能方面的造诣对我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东北大学的留学生活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回忆，同时也因笔者曾作为随团医生陪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过仙台，也曾在东北大学引起过轰动。说起来也凑巧，其实于老师与滝岛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在沈阳的同一中学读书，只是互不相识而已。4年余的留学不仅学到了本领，也通过我为桥梁，由于老师牵头，建立起呼吸病学的中日交流渠道。其结果是，滝岛先生理所当然地成为在中国同行中最知名的日本教授，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肺功能与气道反应性测定的进步与发展。
当我年毕业回国时，因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从国外获博士学位的归国学者，人数十分有限，故归国务院科技干部局直接再分配。因种种原因医院，于老师得知后曾亲自来京找我，并与校领导一起找有关部门协调……当时总觉得先斩后奏有些对不起于老师，但后来也得到了老师的理解，我也从未后悔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身教胜于言教，于老师的优秀品格某种程度上也感染了我，如宁折不弯、刚直不阿、爱打抱不平、待人以情、待人以诚、从不说假话、空话等，自认为在笔者身上已得到传承。与于老师相比，师生之间在学问上的成就当然不可同年而语，但在学问以外的某些领域，学生也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或能与老师打个平手，如音乐爱好、美食品尝等。
回首已走过的路，笔者自认为在业务上每取得的一点成绩都与我的3位老师密不可分：中国的于润江老师、日本的滝岛教授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Fishman教授，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于老师的启蒙教育。
师恩永远铭记，仅将此文献给于老师，祝贺于老师九秩华诞，永远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壮心不已！
（收稿日期：-04-06）
（本文编辑：李文慧）
